其二、实名制与信息滥用风险。

例如：作为主观权利，信息自决权首先具有抵御国家不当搜集、储存、传播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防御权功能，它确保个人对于自身信息的自我决定和自我控制，防止国家借助数据处理技术无限度干预私人生活。尽管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9]以及第25条[10]的规定中，我们似乎能够窥见立法者在保障信息公开的同时，同样尝试纳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但这些零星分散的保护条款一方面只是信息公开的搭车之举[11]，另一方面它所涉及的内容也仅包括信息主体对政府所掌握的自身信息的获取权和更正权，而并未触及信息自决权的关键内核，即个人得自主决定其个人信息于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国家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

这一理论有效克服了美国法上宪法隐私权概念的偏狭和弊端，也因此更宜成为我们系统建构公法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核心和思考基础。信息化时代下，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使人们再无法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这一认知决定了在德国宪法下任何基本权利都并非绝对，也都因此具有内在的可限性[42]。（一）第二人口调查案与公民信息自决权的确立 与隐私权一样，信息自决权同样未明确规定在宪法文本中，对这一权利的确认始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83年对于人口普查案（史称第二人口调查案）[38]所作的判决。因此，在倡导对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的同时，同样应重视对公民信息权的公法保护。

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搜集和利用这些数据的权力，同样也伴随着法定的义务，那便是不得随意泄露[23]。作为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发端，1995年的指令尽管表明其主要保护的自然人的个人隐私，但却通过特别是他们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隐私权这样的语词表述，同样为隐私以外的其他信息保护提供了余地。[17] 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

而大法官运用制度性保障时，绝非强调对此等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予以保障，而是要求国家形塑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给予它们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全面化和系统性保障。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国家对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鼓励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经济主权其实与国家所有一样是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它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规则化。[49] [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1页。

3.制度性保障的核心要义及其历史渊源 旨在建立国民法治国的魏玛宪法，为何要载入上述规范条款，它们所承载的核心要义如何，其历史渊源在哪里？对此问题施米特有他独到的分析，他说：这些宪法律保障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人们因为特定的经验而担心会发生某些特定的危险。[16]资格说渊源于赵世义教授早先提出的宪法财产权资格论。

[6] 孙宪忠：《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25] 前引23，卡尔·施米特书，第184页。第119条规定婚姻为家庭生活及民族生存增长之基础，受宪法之特别保护，并以男女两性平权为本。制度性保障说的核心是权利保障，且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为其重要内容。

（四）资格说 该学说指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不在于主体本身的差异，而在于国家、集体和私人是否在宪法上具有取得重要生产资料之所有权的资格。职是之故，气候资源立法的重心应是利用权的规范而非所有权的归属。后者在1982年裁决这批珍宝归发现者所有。类似由立法问题引起的环境资源纠纷所在多有。

复次，对于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无人居住的海岛上的所有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拥有其所有权资格，而且通过其公法法人名副其实地享有其所有权。除这种间接承认先占取得外，广东清远法官更是明确接受先占取得，如其在一份判决意见中指出：合法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的方式包括……无主物取得……先占取得……。

可以说，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建构完成。家庭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同样，家庭成员本身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

[37]因此，要正确地诠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含义，就必须在宪法承载的根本目标和价值秩序的指引下，检视其他宪法相关条款之规范旨趣，并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体系性解释，才能正确地创设该条款的法效果。其二，第9条第1款将所有权赋予国家，接下来第2款却又规定国家保障合理利用，这导致在同一个宪法条款中国家对同一客体竟然扮演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30]此后，举凡涉及财产权、诉讼权、公务员服公职、大学自治等基本权利，大法官在释宪时屡有运用制度性保障学说予以展开论证。同时，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当然就包括保护公民在自然资源物上的财产权及相关继承权。[9] 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9]与之相类似的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三层结构说，即宪法上规定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包含私法权能、公法权能和宪法义务。

首先，资格说仅仅指出抽象的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抽象的所有权资格，至于自然资源具体的取得、占有、使用主体分别是谁，它并没有回答。经批准的气象资源探测活动，应该通知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

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对于宪法如是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规范，首先应从法条理论出发检视其形式规范特性，然后再剖析其制度性保障功能。一对比就可知，黑龙江气候条例第7条明显属于违反国家气象法的不法之法。

[26]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判断和解析宪法规范意旨之理论工具，制度性保障学说的核心要义在于维护现行的法秩序，防范立法者废除或取消某些宪法规范所承载的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63] 孙宪忠等著：《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与保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页。

[35]要合理正当地建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制度秩序，就不能不深思和揣摩此等规范条款。这种建制可以被赋予主体权利的性质，主体权利可以受到宪法律的保障……不过，就连这类主体权利也只是宪法律权利，而不是与国民法治国的基本分配原则相符的真正的基本权利。是以，与其在制度性保障的概念上打转，不如强化比例原则的运作内涵，避免流于空洞的公式，如此在以基本权利对抗公权力时，方有所恃。既然现行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未将乌木作为规范对象，且根据习惯法乌木归发现者所有并不会对乌木这种自然资源物的合理利用造成任何不利影响，那制度性保障理论当然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习惯法规则。

[39]本文接受经济主权的表达这个价值目标判断。3.制度性保障需要司法救济国民的自然资源物权 制度性保障的核心是权利保障。

在第1款中国家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在第2款中国家却成了保障及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主体。那些尚未进行立法的如有关土壤保护及修复的法律法规，亦处于紧锣密鼓的草拟之中。

先占制度作为习惯规则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因此他呼吁将来制订民法典等民事立法时，宜将先占作为一项特殊的动产所有权取得制度规定下来。在现行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未对狗头金作出任何规定的情况下，制度性保障说尊重习惯法，接受并保障狗头金的发现者获取其所有权。

如果相关的法律制度并未作出这样的规定，那吴高亮自然可以依据其发现并占有的法律事实而取得所有权。各地政府只不过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执行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从原则上取缔了职业公务员阶层的法律就与一项废除了地方自治权、家庭或继承权的法律一样是违宪的。[22]为了更好地把握和运用这一外来理论话语，厘清其原初意涵是必不可少的。

[35]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这些保障仅仅间接地服务于基本权利的原则，其本身并非‘基本权利。

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存在于国家之内，而非存在于国家之前或国家之上。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所有权在权利性质、权能设置、行使方式、法律保护等方面，都与传统民法上的所有权存在重大差别，已脱离传统物权与所有权的理论构成和立法结构。

[24]也就是说，此等魏玛宪法条款意在保障公务员阶层作为一项制度而存在。如今，通过自然资源单行法普遍建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此设置了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海域使用权、使用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捕捞权等针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